1.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
对于具有重大价值和独立研究特点的学术研究一般上述四要素都应具备。例如：中国古代科学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在近代却落后了。从和谐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比较有限的作用上，可以看到较深层次的原因。通过与西方和谐思想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偏重于社会领域;其基础是气;比较含糊、笼统;缺乏具体的规定和具体模型;提出者很少有著名的科学家，等等。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没有出现像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的公理化系统，缺乏依靠科学理论体系自身的矛盾运动的推动，局限在生产实践推动下的朴素的发展。(毛建儒《论和谐思想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这篇论文的摘要显示，研究目的是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研究方法是概括和对比的方法，研究结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演绎结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特征。
对于比较专题的研究，可以去掉演绎结论部分，只谈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从而完成对某项专题的学术考察。因为相当多的研究都是属于专题性的，只得出直接结论，不对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发表什么意见，因此这种摘要是最为普遍的一种。例如：
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腐败，其根本原因不是司法人员的素质差和具体管理制度的缺陷，而是制度性的权力结构存在的缺陷，继而导致司法的腐败，即我国还没有真正实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国家权力为本的司法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现代司法制度的转型。实现这一转型，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将是一个较长期而艰难的历程。目前在观念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核心要明确，对司法、司法机关、司法权力等范畴的研究和认识要深化，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具有性质不同的法律要求要多加关注，对法律承认和平等地维护多元利益主体的新观念要树立，并处理好学习外国经验与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以及扭转“非此即彼”简单类比的思维模式。(程宗璋《我国司法制度转型的意义与问题研究》，《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这篇摘要显示出，研究目的为对司法腐败问题的关注，研究方法为制度转型设想与设计，结论是几个方面的细化。
有些研究是公众长期关注的学术话题，这类话题永远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固定和一致的结论，因此没有必要再交代研究目的，直接从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入手，得出研究结论和演绎结论。这种研究在学术研究中也属于比较普遍的一种，因此这种摘要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例如：
什么是哲学?关键要确立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是从几位成功的哲学家的工作中去寻找和总结。这些哲学家包括洛克、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结果说明：科学是以对象化的方法对客体的认识，而哲学是某种中介以自我为对象的自我运动。哲学考察的对象是主体(自我)，考察所借助的中介是人类的各种能力，即“推理”、“看”和“作”，哲学因此由认识论、美学和伦理学构成。以此观照，中国哲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美学和伦理学领域。(赵旗《试论哲学的对象和方法———兼评中国哲学成就》，《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是对几代有代表性哲学家的工作进行考察，得出哲学是什么的直接结论，并演绎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特征的结论。
有些研究属于热门和焦点研究，作者直接发表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因而整篇文章就仅仅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两个部分，因而摘要的写作也只是对研究方法和直接结论进行陈述。例如：
科学理论创新，属于一社会的自源发展范畴。中国现阶段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性质，总体上尚处于依附发展阶段，这决定了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尽快完成和实现科技本土化，从而促成社会文化进入到自源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观的深刻变革。认清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逻辑出发点，抓住科技本土化的主战场，对传统认知思维形态之缺陷保持高度警醒并给以自觉主动的革新，进行一场理论、实践、制度皆包含在内的完整的文化创新，这几方面构成了科技发展观变革的具体思路。(张进峰《中国科学技术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呼唤着科技发展观的变革》，《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这篇文章考察的是“科学理论创新”这一热门话题，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为历史考察的方法，结论为在诸方面对科学理论创新的认识。
有些理论性不强、论述比较感性的领域(如文艺理论)的研究，对研究方法比较淡化，在摘要中直接交代研究结论和演绎结论。例如：
对经典文本的疏离与消解，拒绝提供“精神镜像”，摆脱文学由来已久的精英主义与启蒙主义理想，直逼形而下，认同世俗，放逐欲望，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已构成了近年来文学写作观的转型。这种转型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虽然有其过激和消沉之处，但其把文学从本质叙事的玄虚格局中重新归位于普通百姓的生存本真，还文学以久违了的民间色彩和大众色彩，使新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现实，贴近民间，贴近大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结构中，保持文学与历史对话，与现实对话，这成为近年来新生代作家的求真之道。新生代作家的这种价值取向，应该说是对文学艺术品格的新的奠基。(赵联成《文学写作观转型与新生代作家的求真之道》，《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有的研究抛开了学术研究的固定框框和套路，完全是作者的思绪在流淌，但其研究结论对于深化认识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摘要就变成了直接结论———思想火花的聚集。例如：
人文科学所要求的不仅是真，而且还有善和美，因此，真理不应当是赤裸裸的，应当穿上美丽的外衣，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本，无一不是道与语言的完美结合。人文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定量化，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特定模式的、大家用一个腔调来说的语言，因此，真理应当是有个性的，历史上那些经典的文本，无一不体现出创造者独特的概念、表述方式以及迥异于时代世俗的新异创见。真理是在人们“说”的过程中，才显露为真理的，有“说”才能够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才能诞生真理，因此，真理应当是谦虚的，与人为善的，是以尊重他人的自觉理解为前提的，而不是蛮横地去夺得别人的理解和强迫别人来接受。总之，真理就如同一位妙龄女子，美丽、独特、温柔、真诚，才会为大众所折服。
(严春友《真理应该是美丽的》，《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